原创 向天 局部观察

提到运动会比赛的“名场面”，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：菲律宾炸鱼队。

和这个一飞冲天的表情包。

实际上，菲律宾跳水队的名场面其实是出自2015年东南亚运动会的跳水现场，而飞天表情包的出处其实是1989年斯图加特世界体操锦标赛。

这还是有影像记录的时代，在影像资料少得可怜的早期奥运会赛场上，荒诞的事其实也一点都不少。

比如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的马拉松赛场上，赛事组织者詹姆斯·沙利文为了研究人类脱水状态的极限，规定40多公里的赛程只能补两次水。

美国选手洛茨跑完12公里后感到身体不适，毅然退赛搭上主办方的汽车，但在司机载他跑了17公里后，这哥们儿又觉得自己行了，并在下车走完剩下的7公里赛程后怒摘金牌。

后来洛茨的行径被人告发，随后完成比赛的希克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名，然而事后希克斯的教练却表示：“离终点还有7英里时，他已经跑不动了，很想退出比赛，我劝住了他，给他注射了两针，喝了杯法国白兰地……”

由于外国运动员太少，导致这届奥运会被硬生生办成了美利坚全运会，参赛运动员总共689人，美国就占了533 人；还包揽了96块金牌中的78枚。

这届奥运会之所以被称为“史上最糟糕”，还是因为组织者詹姆斯·沙利文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不给人喝水的美洲大蠊，他脑洞大开，在奥运期间还搞了一个“人类学日”。

让菲律宾莫罗人、日本阿努伊人、巴哥塔尼亚人等来自亚非拉、没接受过相关训练的有色人种参与部分以田径类为主的奥运项目，以此彰显白人的基因优势。

之后主办方又安排这些有色人种参与包括扔泥巴、爬竿、射箭、扔重物，这些刻板印象里有色人种更擅长的比赛。优胜者没有奖牌，但是可以获得美国国旗一面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发展，越来越多有色人种站在了奥运冠军的领奖台上，当年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小国也有了自己的奥运选手。

但是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奥运会的格局，历届奥运基本都是五常带着几个“小弟”长期霸榜。

毕竟大国往往也是体育强国，经济不济或者人口基数太少的小国，往往只能充当奥运“气氛组”。

这些来自小国家的运动员，存在感最强的时刻，就是奥运开幕式上的入场。比如2018年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汤加选手，既是运动员也是旗手，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团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安道尔、瓦努阿图、基里巴斯，阿鲁巴等国，基本上入场即谢幕。大家微信好友列表里的“安道尔人”，比历年安道尔奥运代表团的总参赛人数还要多。

这些小国运动员们从来没有站上过奥运领奖台，甚至连电视转播的画面都没有，毕竟，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像我们一样，坐在电视机前为自己的运动员加油呐喊。

因为奥运转播是一项花钱的技术活，首先需要奥林匹克官方转播公司在奥运场馆附近设立转播中心，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转播中心就占地8.5万平方米。

随后，各国转播媒体在媒体中心预定场地、筹备演播室等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后，才能制作和传输比赛。赛事结束后，再把设备场地拆除运回自己的国家。这是一些小国无力承担的支出。

再加上奥运官方转播团队人手有限，全程拍完所有比赛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捡着精彩的、观众基数大的那些比赛项目去拍。

各个项目的决赛肯定会拍，但初赛就不一定了，有明星选手或大国选手的初赛或许会拍，但安道尔和瓦努阿图之间的对决大概率是不会去拍的，除非他们那组同时有明星选手或大国选手，约等于上镜全靠蹭热度。

一个是播不起，一个是没得播。

但凡事皆有例外，比如在奥运赛程设置中，初赛时间较为靠前的游泳比赛，就是一些小国选手的露脸机会。

悉尼奥运会上，来自赤道几内亚的游泳选手穆桑巴尼，因为体力不支以及不怎么擅长游泳差点溺水。是的你看听错，穆桑巴尼是为了参加奥运会现学的游泳。

如果没有国际奥委会的资助和特批，只有几百万人口的赤道几内亚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。

甚至在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后，政府还得通过广播向全国招募运动员，小半月只有几个人来报名，因为忙于生计的赤道几内亚人对奥运没啥概念，大学生穆桑巴尼就是其中一个报名者。

结果他还因为搞不懂规则，把原本想参加的50米自由泳，报成了100米自由泳，结果游完前半程，不会换气的穆桑巴尼就没蓝了。

不过，他坚持完赛的精神让那次比赛变得意义非凡，虽然取得了史上最烂的成绩，但也被奥委会评为了“奥运史上最伟大的倒数第一”。

这难忘的一幕，通过电视转播，被全球观众看见了。从那以后，奥运会游泳比赛便有了救生员。

穆桑巴尼之所以能被人们看到，并成为一种象征，是因为游泳比赛作为奥运大项，初赛在时间上和其他赛程冲突较少，转播压力不大，因此转播团队还愿意拍摄。

不过，更多的小国运动员往往没有这份幸运，许多比赛，尤其是小项目的初赛不会被转播。

他们或被埋没在海量的信息中，或当转播资源供不应求，需要进行取舍时，他们就被舍掉了。他们所在国的人民，通常也只能在开幕式上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
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，伊拉克羽毛球国家队的唯一选手哈米德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只上场26分钟，没有队友，没有教练，而关于他的比赛网上只能搜到这样两张图，不免让人唏嘘。

这让我想起了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刘长春。

1932年，身逢乱世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，在海上漂了三个星期后抵达洛杉矶，因体力不支，像如今的大多数小国选手一样在首轮就被淘汰出局。但他参赛本身这件事，就足以令当时内外交困中的国人激动不已。

当时的报纸写道：“我中华健儿，此次单刀赴会，万里关山，此刻国运艰难，愿诸君奋勇向前，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! ”

1936年柏林奥运会，以李惠堂为代表的中国足球队，提前两个多月出发，沿东南亚一路踢了27场比赛，筹足路费才及时抵达德国。却由于一路征战，过于疲惫，在奥运赛场上，首轮即以0比2负于英国队。

在没有影像的时代里，国人只能通过报纸了解到他们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国际赛事的传播有了新的形式。195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队迎战印尼队的那一天，先农坛体育场外，在高音喇叭下听实况转播的球迷黑压压一片。同时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人民广播比赛的情况。

听足球，成了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里，人们对国足饱怀期盼的体现。这种对于国足发自肺腑的热情，一直持续到了今天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却历久弥新。

正因为我们也曾经历过体育弱国的阶段，我们也更能理解来自小国的运动员。

比如谈及被我们长期调侃的菲律宾跳水队，跳水名将吴敏霞就曾说过：他们没有好的训练场地，没有好的训练器材，甚至没有非常专业的教练员，往往都是靠自学。

训练之余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还要去做兼职。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实力，但他们仍然顶住压力，站在赛场上，这份勇气值得尊敬。

冬奥会的赛场上，也从不缺少来自小国的运动员，其中还有一些人来自从不下雪的热带国家。

比如汤加旗手皮塔，在16年里约奥运会以跆拳道选手身份参赛，为了参加平昌冬奥会现学的越野滑雪。

再比如在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奥会上，来自牙买加的4位短跑选手参与了雪车项目。尽管他们在比赛中因翻车无法完赛拿了个倒数第一，但全场观众还是给了他们最热烈的掌声。

这次北京冬奥会上，通过最新的“云上转播”技术，小国运动员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。

数字化升级后的场馆，摄像机位更多、覆盖的比赛项目和环节更全。

即便是一轮游的小国运动员，也有了更多机会被自己的国民看到。

去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，因为“云上转播技术”，转播中心面积缩小了25%，现场减少了约27%的工作人员，转播内容却增加了30%，同时也为压缩转播成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。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，总有一天转播成本不再会成为小国运动员和祖国观众间的鸿沟。

1968年，墨西哥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颁奖仪式结束后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田径选手阿赫瓦里才迈着简单包扎过的右腿，甩着已经脱臼的肩膀挪到了终点。

当记者问他，明知道已经不能获得名次，为什么还要坚持“跑”完全程时，他这样回答：“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，并不是让我开始比赛，而是让我完成比赛。”

从1896年至今，奥运百年的变迁史，也是一部影像科技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史。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，总共只留下了31秒的影像资料，是现存最早的奥运现场短片。

体育的竞技性注定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聚光灯下，但踏上奥运的赛场何尝不是一种高光？

转播成本的存在，决定了小国观众更难见证自家运动员的这一时刻，就像茫茫星海里不能被肉眼观测到的七等星。

好在，影像技术和云科技的进步，让阿赫瓦里们的光芒有机会照进自己的故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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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：《奥运会游泳运动员差一点在比赛中淹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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